1945年秋天，一批伪满战俘在伯力给苏军军官家属劈柴。活儿干到一半，两名女军官骑马经过——皮靴锃亮，军服收腰，冲着这群战俘点头微笑，然后勒马而去。
几个大老爷们儿就这么愣在原地，手里的斧子忘了落下来。
几公里外，末代皇帝溥仪正靠在席梦思上听留声机。
这不是战俘营，这是疗养院
溥仪落到苏联人手里，是1945年8月19日的事。
他本来打算从沈阳机场换飞机逃去日本，结果刚落地，苏军运输机也落地了——空降兵端着枪跑过来，几分钟内就把他团团围住。溥仪后来说，看到枪口上的红星，心里反而踏实了，觉得起码不用去日本了。
他被送上飞机，目的地是赤塔。
落地的地方，叫莫洛科夫卡收容所。溥仪以为自己要去坐牢，进门一看，地上铺着波斯地毯，床是软的，墙上挂着油画，桌上还放着一台收音机，频道都调好了。
饭桌上有黑面包、熏肉、伏特加，旁边还有一瓶冒气泡的东西。侍从告诉他，那叫矿泉水。
溥仪在回忆录里说，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喝矿泉水。
每天四顿饭。早上牛奶面包，上午茶点，下午茶点，晚上一顿正儿八经的俄式大餐。
中国人不懂俄罗斯下午茶的规矩，有人以为下午的小吃就是晚饭，吃撑了，结果晚上七点真正开饭时，没人动得了筷子，把女服务员急得团团转。
这种生活水平，把溥仪自己也整不会了。他后来承认，在这儿比在伪满的"皇宫"还舒坦。
来到伯力之后，生活换了个地方，基调没变。一位叫波波图切娃的少校夫人成了溥仪的固定访客，每周三准时登门，篮子里装着三明治和甜点，下午喝红茶，聊文学，聊艺术，还耐心教他读普希金。
普通战俘那边，日子也比预期好过得多。
前伪满军官徐维志回忆，他们被安排给附近的苏军军官家属干杂活，劈柴、挑水、扫雪。活不重，但效率出了名的低——因为军官夫人们实在太热情。
这些苏联妇女，体型丰腴，性格豪爽，看着这群面黄肌瘦的中国战俘，直接把刚烤好的黑面包夹着牛肉塞过来，还递热毛巾，递糖块。
有个战俘盯着晾衣服的军官太太看出了神，一脚踩上了锯子，差点把脚背锯开。那位夫人没生气，反而哈哈大笑，回屋端出一盆糖水，用手势比划：多吃点。
这套待遇，放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上，荒诞程度堪称满分。
同期在西伯利亚的五十万日本战俘，零下四十度，每天挖矿砍伐，口粮一再缩减，第一个冬天的死亡率超过一成，冻死的、饿死的，死后连名字都没人记。
而苏联本国的老百姓，1946年到1947年间正经历大饥荒，将近一亿人挨饿，光死亡人数就有五十万。
这边平民在饿死，那边末代皇帝在喝矿泉水。苏联人从来不是出了名的慷慨，那这些好处，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
苏联从来不做亏本买卖
溥仪被抓那天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当晚就给斯大林发了密电，意思大概是：按您的指示，溥仪已到手，准备安置在赤塔。
注意这个措辞——"按您的指示"。这说明，还没到沈阳机场，斯大林就已经在想怎么用这个人了。负责看管的苏军军官被上级明确交代：必须保证溥仪活着，拿自己脑袋担保。
苏联保他的命，不是因为仁慈，是因为他值钱。
第一桶金，是字面意义上的金子。
溥仪离开沈阳时，侍从们提着两只大箱子，里面塞满了珠宝、金器、宝石。
苏联人清点之后，列出一份清单，能叫出名字的宝贝就超过一百件——有用了一百七十多颗钻石镶嵌的金表，有重达五百多克拉的纯金盘，有几十克拉的红宝石，整批宝物估价将近五十万卢布。
1946年5月，一位苏联上校设了一桌酒席，鱼子酱，各种鱼，伏特加，气氛友好。酒过三巡，上校"随口"问了一句：溥仪先生，您带着那些宝贝，打算怎么用啊？苏联战后重建正缺资金，您要是愿意捐出来，那真是太好了。
溥仪明白这个问题没有第二个答案。他说：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开口，既然您问了，我乐意全部奉献给苏联政府。
笔和纸当场就递上来了，溥仪亲手写了捐赠证书，措辞诚恳，上校打了收条。
第二桶金，是法庭上的证词。
1946年，东京审判开庭，溥仪被苏联方面准备了大半年，随后飞赴东京出庭。
他连续出庭八天，指着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说他如何威胁自己成立伪满洲国，说得慷慨激昂，把一个傀儡的委屈讲得有声有色，旁听券被炒出好几倍的价格。
苏联原告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证据。溥仪也得到了他想要的——一个"受害者"的法律身份。
代价自然也有。苏联人把他摸了个底掉。
有一份体检报告，被标记为机密。报告上说，这个身高一米七五的男人，体重只有五十公斤，手指细长关节松弛，医学术语叫"蜘蛛指"，视力极差，主动脉根部有轻微扩张——这些加在一起，指向一种先天遗传病，随时有猝死风险。
1947年的复查，诊断更直接：绝对性不育，睾丸组织功能已全部丧失。
为什么娶了五任妻子却从无子嗣，答案就在这份机密档案里。
苏联把这份报告压了下来，没有公开。等于用一个人最深的隐私，悄悄握住了一张牌。
与此同时，格罗梅科的机密报告也在流转——外交层面的逻辑写得很清楚：要防止美国和蒋介石把溥仪变成一枚反苏棋子，所以暂缓移交，继续持有。
苏联对溥仪的每一分好，背后都有对应的账目：珠宝、证词、外交筹码、情报把柄。没有一分是白给的。
皇帝也在下棋，只是棋差一招
溥仪当然不是傻子。他坐在席梦思上，也在盘算。
他最怕的事情，是被送回中国——在他看来，回去就是死。他参照的历史样本是沙皇尼古拉二世：革命一来，全家被秘密处决，连个正式审判都没有。溥仪觉得自己回去大概也是这个下场。
所以他开始想办法留下来。
1945年12月，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，言辞恳切，大意是：承蒙苏联收留，我愿意永远留在苏联，认真学习社会主义，完善自己的科学认识。
石沉大海。
1946年，他又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申请——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。苏联官员听完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认真地回答他：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接纳过皇帝，永远也不会。十月革命后，沙皇全家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。
溥仪叹了口气，说：真可惜，我本可以成为第一个。
这句话，是认真的，还是自嘲，已经很难说清楚了。
他没有放弃。1949年7月，他亲手给斯大林写了第三封信，这回措辞更有水平：感谢苏联出兵东北，把我从日本军阀的枷锁里解救出来，这是我精神上的重生。言下之意，我是苏联解放的，我应该留在这里。
与此同时，他还在战俘营里组建了一个马恩列斯学习小组。成员只有四个人：他自己，两个侄子，加上弟弟溥杰。
每天早晚各学一小时，早上读党史，晚上读《真理之声》。一个末代皇帝，带着皇室成员，在战俘营里认认真真地学马列主义。
这件事从任何角度看都很荒诞，但溥仪是认真的。他觉得，只要表现够积极，苏联人可能会留下他。
苏联人没有留他。
1950年2月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。没过多久，苏联内务部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报告，措辞简洁：溥仪已没有实际利用价值，继续扣押只是一个包袱，建议移交中国。
曾经被当成宝贝的筹码，就这样变成了一块碍事的石头。
7月30日，苏联正式通知溥仪：你要回中国了。
溥仪当场吓得发抖，向翻译表达了轻生的念头。最后还是没敢真的动手。
1950年8月3日，绥芬河站台上，第二批伪满战俘下车，溥仪走在最后，昂首阔步，架子端得很足，径直走上接收列车，理都没理台子上的工作人员。
上了车，中方给他买了一包花生米。
溥仪接过来，看了半天，说：我已经多少年没吃过花生了，真舍不得吃。 然后一颗一颗分给旁边的伪满大臣，自己留下最后几颗，盯着看了很久。
到了抚顺，他被编为九八一号战犯。他以为等着他的是子弹，工作人员送来的是一笼热包子。
溥仪愣在那里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五年的席梦思和矿泉水，三次递出去的申请书，两大箱珠宝，八天的法庭陈述——到最后，这一切换来的，是几颗舍不得吃的花生，和一个战犯编号。
两方都在使用对方，两方都有自己的算盘，只是苏联那本账，从一开始就算得比溥仪清楚得多。
金港赢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